本报记者 杨佳薇/文 韦佳/图

■人物

杨沛然

灵寿县南青同村(现为南青同镇)人，1927年出生，1945年8月应征入伍，1947年11月随首长来到石家庄。离开石家庄后到晋察冀财经办事处(实际是晋察冀中央分局，以下皆同)工作，后调入石家庄市电业局。1948年夏季，他参加了第一次解放太原的战斗，在榆次大病一场后，于1948年底重新回到石家庄市电业局，先后在材料科、车队工作，任车队队长，1987年离休。

■老照片

1947年的杨沛然。

1948年，杨沛然（右下）和战友重逢，在石家庄市中山路上的一家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合影。

“我没有真正意义上到解放石家庄战役的前线打过仗，却在来石工作的首长身边见证了这段历史。”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来到了杨沛然老人的家，80岁高龄的杨老回忆起随同首长一同前往石家庄的经历时，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了60年前……

“人虽然老了，有些细节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段经历我还是印象深刻的。”杨沛然告诉记者，由于从事警卫工作，不在前线，与大部分军人的战争记忆不同，对于1947年解放石家庄，他记忆更多的是片段。

跟着首长来到石家庄

1945年，年仅18岁的杨沛然与三四名老乡一起在平山县入伍，当时被编入晋察冀冀晋分区四支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卫当时的晋察冀边区印刷厂。1946年，因前方的战斗需要，杨沛然与支队的一部分战士共同进入了当时的晋察冀财经办事处。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沛然被分配到一位首长身边当上了警卫员。

我给首长当了一年多的警卫员。1947年我陪同首长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临时接到命令，跟随首长前往石家庄工作。

因为当时年纪小，很多细节现在都已经记不清了。出发那天好像是1947年11月8日。刚出发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整件事情的真正意义，在我的印象中，当时一行人里没有我原来的战友，而是土地会议上临时组成的队伍。

当时除了党内的同志，我们还带了俘虏的国民党第三军副军长杨光钰一同前往，由我负责杨光钰的饮食。我一路上都在犯嘀咕：为什么还要带着他呢？

其实，在杨沛然一行前往石家庄之前，因为前线清风店歼灭战的胜利，石家庄的敌人守军力量已经大为削弱了，乘胜解放石家庄已是瓜熟蒂落的事情。

当时，我们的行程也比较紧张，第一天到了王快，第二天到了曲阳，第三天到了旧新乐城南边的赤堠，第四天就到了正定。11月12日早上，我们到达正定时，石家庄还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因为离石家庄已经很近了，我们也能听见一阵阵的枪炮声，因此，首长开会之后决定杨光钰不再随同前行，转向别处。

后来我才明白，带着杨光钰同行的主要目的就是实地分析石家庄的守卫情况。当时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虽然也已被俘，但他一直比较顽固，从他嘴里很难得到更多消息。而杨光钰则几乎是有问必答。对杨光钰，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们带他去见首长，由于他身着国民党军装，很多老百姓跟随、议论，无奈之下，他只能脱下自己的军装。

进城第一夜一支蜡烛引来冷枪

1947年11月6日至8日，我军攻占了敌军位于大郭村的飞机场和石家庄东北面的制高点云盘山，揭开了解放石家庄战役的序幕。依托云盘山，我军炮击了石家庄市内的发电厂，切断了整个市区的电源。这三战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为我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随后，我军突破了外市沟和内市沟，开始了激烈的巷战。11月12日中午，敌人的核心工事大石桥、正太饭店和车站被我军攻克后，整个战斗就结束了。而此时，杨沛然一行也离石家庄越来越近，在与逃散的敌人的战斗中，他们也一步步进入了石家庄。

我们11月12日下午过了滹沱河，到了兆通，当时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我们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5个包子，当时我们都在感叹包子真贵啊！我们到达城中心旧地道桥附近时已经天黑了，进城的第一感觉是比较乱，因为城内仍有不少逃散的敌军，耳边也不时传来阵阵枪声。

街上到处都有死人，到处是鲜血，那个场面，现在我也是印象深刻的。我们绕过新华路东头的碉堡，在新华路东头往北一拐，就到了当时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部，首长们在这里临时开起了会议，我们几个警卫员就负责在外面守卫。因为天气寒冷，黑暗中身着单衣的我们点燃了一支蜡烛取暖，没想到马上招来敌人的冷枪，这也成为我们进城第一夜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这一冷枪让我们猛地紧张了起来，寒意也顿时消失了。首长们匆匆结束了会议，我拿起冲锋枪向门口扫射，等我追到门口时，发现对方一共有四五个人，正快速向北边的树林跑去。就在这时，房屋后边也响起爆炸声，我们冲出屋子，发现很多老百姓扛着大包奔跑。慌乱中，我拉着首长撤到了北后街。一阵短暂的慌乱后，我发现，我们临时组成的十几人赴石队伍走散了……

国民党军官屋中的不眠之夜

说到惊险之处，杨沛然老人的脸上并没有过多的表情，只是不断附加一些肢体动作：不自觉地摆出端枪、投手榴弹的姿势……虽然老人一再强调当时自己年纪小，对那段历史没有成篇的记忆，但记者发现，他几乎记得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地名。

与临时队伍走散后，我们从西横街北拐到当时的国民党陆军医院(现在的二中附近)，穿过去就到了东焦村。这一路总有枪声，我怕伤到首长，几次想在老乡家借宿，可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很多人家一听到有人拍门索性就把灯吹了。

一路前行中，我们意外发现，有位老乡家居然没有锁门。后来我才知道这家的男主人姓李，是一个车站的站长。他告诉我，院子里住的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是国民党军部的一个连长，解放石家庄那几天不见了。我一脚踹开那个国民党连长家的房门，发现屋里已经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个竹条钉成的床，看起来比较安全，首长就在这里休息了一夜。

虽然已经知道了战斗胜利的消息，但因为与队伍失去了联系，这一夜是我在石家庄的不眠之夜。记忆中一直是枪声此起彼伏，四面八方似乎都有危险，在这样的紧张情绪中，我在屋外守了一夜，不敢睡觉，更不敢离开。

亲手填写的解放石家庄布告

杨沛然老人很惋惜地告诉记者，当年的物件留存不多了，数次搬家，很多东西都遗失了。

当年石家庄解放的布告上也有杨沛然的笔迹，可惜他惟一留存的一张也已遗失，现在想想，当时真应该多留几张作为纪念。

辗转与部队取得联系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布关于石家庄解放的布告。当时首长问我：‘会写字吗？填填布告吧！’那时我识字不多，也只得勉强担负起填写日期的工作。我记得当时布告的内容大致是‘石家庄已经解放了，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我填写日期的大概就有100多张。

布告发布的当天下午，我和首长就搬到了现市政府西院对面的楼里。虽然12日天黑之前，市区的各条街道上已经都有解放军战士站岗，但毕竟刚解放，环境依然很乱。因为要保护首长的安全，那一段日子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不敢睡觉、不敢轻易离开……

一个多月后，我调离了石家庄，再度回到晋察冀财经办事处。

等我再次回到石家庄，已经是1948年。这次回来感觉一切都不一样了，与我离开时的人心惶惶、战后一片破败的景象相比，那时的石家庄显得很安定、很和谐，也就在那时，我希望在石家庄定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