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诗仙太白集团的204名职工日前为讨薪在申请劳动仲裁时，却收到了一张34万余元的仲裁收费通知单。204名职工因无力交纳高额的仲裁费，依法向万州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减、免、缓申请，但遭到拒绝。

“维权高收费”一时成了当地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新华网》1月22日)

尽管佘祥国等204名职工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的金额是3000余万元，收取34万余元的仲裁收费，只是“标的额的1%”，但是，这34万余元对于这些“每月能拿到手上的工资平均才五六百元”的职工来讲，无疑是天价，而且是要他们还未得到一分工钱的情形下预交，这更是给他们的维权设置了一道高不可攀的门槛。

这样的仲裁显然是一种牟利的仲裁，而不是为劳动者维权的仲裁。就目前仲裁与诉讼比较而言，诉讼费已经降至很低，而且诉讼费也只需在起诉时预交一半，有经济困难或者其他特殊情形可以减交、缓交、免交。但是，在本次仲裁争议的受理机关那里，“申请仲裁时要全部交清”，并且是“有低保证”才能“减、免、缓”交，更为重要的是，当佘祥国想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仲裁委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时，仲裁机构也不愿意出具———这不明摆着就是要钱吗？

仲裁成为牟利的工具，可能并不是主要目的，千方百计提高维权门槛，阻止有关劳动者进行维权，才是某些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的主要目的。如今，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尽量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增加地区“吸引力”，其中就包括工人工资。因此，当发生劳资纠纷时，政府有意无意站在了企业一边，提高了工人维权的成本。34万余元的仲裁费，依据的是《重庆市劳动争议仲裁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劳动争议金额超过10万元，按照标的额的1%预收处理费，实行多退少补的原则。但是，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仲裁费包括案件受理费和处理费。劳动争议案件每件受理费标准是：3人以下的，20元；4至9人的，30元；1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争议案件，50元；处理费按实际开支收取，主要内容包括鉴定费、勘验费、旅差费，证人误工补助等。与直接处理案件无关或超出国家有关规定标准(如旅差费标准)的开支不得列入处理费向当事人收取。

由此可见，“按照标的额的1%预收处理费”违背了国家的相关规定，变相提高了劳动者维权的成本，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维权的门槛。

如今，劳动者的维权门槛高，不仅体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蚕食”国家政策，通过提高仲裁费来阻止劳动者进行维权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劳动者维权首先要经过仲裁程序才能提起诉讼。有些地方的劳动仲裁机关就通过各种方法，对劳动者的仲裁申请不予受理但又不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更有甚者受理后久拖不决，使得劳动者无法提起诉讼。这更是一道无形的门槛，使得劳动者告状无门。

即将于今年5月生效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明确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不收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经费由财政予以保障。我们希望重庆这一案例，能根据这一原则，根据维权工人的实际情况，对他们的仲裁费实行“减、免、缓”交，使得他们能顺利维权；我也希望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生效后，地方政府能及时废除不合理的相关行政法规，实现与法律的接轨。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转变观念，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从保障民生的角度出发，不但要拆除仲裁费的有形门槛，更要拆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无形门槛，使得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寻求救济，接近正义。

■杨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