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个富可敌省、甚至富可敌国的城市经济亮点，短期内不仅不能在全国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反而显得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短板”的形势更为明显。

一个城市(非直辖市，下同)地区年生产总值(GDP)超过30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直观来说，就是“富可敌省”。按照2006年的数字，现在我国还有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西藏等5个省、自治区的GDP尚未超过3000亿元。(1月1日《新快报》)

而另一边，全国有13个城市GDP跨过了3000亿大关。这些城市均非直辖市，有9个是副省级城市。苏州、无锡、佛山、东莞是以地级市加入这一行列的。如果从这些地区的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递增看，这些富裕城市群落的形成是值得高兴的大好事。可是，这些城市群落的“富可敌省”,还关照着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痼疾———区域发展不平衡。而且，这种地域经济两极分化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加大了。

最浅显的道理是，不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也难称春，万紫千红才是春。从这13个GDP超3000亿元的城市群落看，大都聚集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珠三角4个，长三角5个，环渤海2个，中西部地区只有武汉和成都两个城市。这完全是改革开放30年来政策谋划的由东及西的梯度发展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和成都的加入，更让人联想到2007的“新特区”政策惠风所致。这就意味着，这两个中西部城市的快速“致富”,并未突破区域发展瓶颈的桎梏，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依然处于条块分割的态势，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和传导机制还未形成。

正因为如此，这13个富可敌省、甚至富可敌国的城市经济亮点，短期内不仅不能在全国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反而显得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短板”的形势更为明显。而且，靠武汉和成都两个“火种”，要想激活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活力，仍有较大难度。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前30年的“点”，在跨入2008年之后，应该开启“面”的新局面。有点及面，全面致富，这才符合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所以，那13个富可敌省城市群落的形成，不是夸富的符号，而是反思的标本。对决策者而言，既要确保这些城市高速发展的政策后援，又要使其担承提携后进的社会责任。中国已经踏上了法治治国的快车道，市场经济体系也已初步形成。国家财税金融政策在法治、市场、全球化的约束规范之下，已经没有多少可开的政策口子给予中西部地区。但是，国家有统筹调配和优化配置国家资源的能力，要求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对口的协作和帮扶。通过法治途经疏通市场藩篱，使全国成为统一的大市场，实现人流、物流、技术流的无障碍流通。

除此之外，包括多个富裕城市在内的东部发达地区，在基础建设和投资环境上已经超越了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开始步入自主知识创新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势下，就要通过法治和宏观调控的手段避免这些城市和地区过于“贪心”，有序地引导资金流和产业链向中西部地区延伸。

如果仔细分析13个富可敌省的城市，还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GDP增幅都维持在14%左右，高于全国水平近2个百分点。在去年全年存在经济过热和全面通胀风险的大环境下，这些城市更为高涨的GDP增长率也反映了城市发展中的某些不正常现象。造成城市综合实力膨胀的内源性因素说到底是投资过度所致，而过度投资又和房地产的过热不无关系。不难发现，那13个GDP超3000亿元的城市，平均房价均已超过万元每平方米的标准。广州、深圳、南京等地的房价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房价高企所致的社会矛盾和带来的潜在金融风险，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隐患，也成为宏观调控的重大难题。从这些城市房市尾大不掉的现实看，这些城市的GDP荣光也就大打折扣了。

■张敬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