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采访庄彦明，她仍是那般热情，听清笔者此番的采写用意后，她当然清楚这次一定不会被漏掉了，但她依然那么爽脆，那么直言不讳。你们去年的“陷阱”我未能有幸“陷”进去，(她居然用“有幸”这两个字，这种随意的轻幽默使交谈的气氛轻松了不少。)而今天和你们谈“幸福”问题，看来我也就不用伪装了。谈吧，这年头反正也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笔者说，隐私还是有的，而我们写这个题目旨在探究或检索所谓“成功女性”的情感历程与有关幸福观的问题，而绝非为了裸露某人的隐私。被采访者可以缄口不谈，也可以酌量而说，说到什么程度均悉听尊便。而对笔者写成稿子后，如何见报出书，也可提出要求，比如是否用真名实姓，比如某一件事的披露程度等可一一说明。)

　　嗨，要说就说个痛快，要写就写去见报去。我才不在乎呢，人这一辈子嘛，在很多地方和很多场合根本没法说真话，而对自己情爱方面的事，最应该说真话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原先的经历去年你已经略知一二了。我来海南的缘由早就向你说过了，那是原先的婚姻发生了危机。而我的婚姻危机并不像你们作家记者平时所写的那样，是男人包了二奶或者有了外遇，继而女人不堪忍受或者把事闹大，于是就离婚或者就出走。我的情况完全相反，并非男方有外遇，有外遇的反而是我。那时我在南京市中华门附近的那所中学当教师，我先生是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的副教授。

　　其实认真说起来也算不上什么外遇。我先生那时是学院新闻系的一个班主任，他和学生相处得不错，其中有几个男生经常到我们家玩。一来二往，便成了常客。其中有一位男生——姓什么我就别说了，他长得一头自然卷的头发，人不算高大魁伟，但壮硕均称，很有魅力。他到我们家次数并不太多，但在接触中，通过眼神那无声的语言我们肯定是互相喜欢上了。我那时候从师院毕业不久，我读书早，大学毕业时二十一岁未满，中学教师当了三年多后才结婚，结婚不久我就怀上了孕。我正是怀孕期间和这个男孩子发生关系的。我任何时候都承认责任全在我，是我煞有介事找他，并给他暗示，说是郑老师——我先生姓郑，约你今晚到我们家来。而实际上这天晚上我先生去陪从北京来的一位新华社的大腕记者。这位记者擅长写揭露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各种衙门作风的报告文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不时在《当代》等大型杂志上刊登。不用说，他所到之处所受到的欢迎程度必然是空前的。我知道我先生这种陪客一般都是马拉松式的，名为“考察”，其实还不是吃喝玩乐？而且那天晚上这位大腕名记是应邀到南京大学去做演讲的。我先生肯定全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