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湖北人，在石家庄经商近5年，孩子在老家由老人看管，吴先生曾试图将孩子接到石家庄上学，“城市里的教育条件和水平怎么也比农村强。”他到租住附近的某小学去联系，可校方说要交3000元赞助费才能入学。吴先生收入不高，只得忍痛放弃这一计划，留在老家上学的孩子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刘先生甲，外地来石务工多年。为了将孩子接到石家庄上学，他还在栗康街上买了房子，但等到上学时，学校要收赞助费。刘先生打听得知，他所在的小区没有给学校交配套费用。

刘先生乙，在石家庄打工多年，租住在石家庄某城中村，想把孩子送到附近的某小学上学，学校没有拒绝，但刘先生在办理入学相关证件时，村干部却说刘先生欠村里2年的水费600元。刘先生一直按时交纳房租和水电费，怎么会有这样的欠款呢？为了孩子能顺利入学，刘先生被迫交纳了这笔不明不白的费用。

“统一纳入招生计划，义务教育阶段他们与市民子女同等对待，按照家庭居住地升入小学和初中，非义务教育阶段则进行统筹安排。”石家庄市教育行政部门早已出台相关规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并不存在制度障碍。

那么为何还有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呢？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校长说，“不是我们故意给他们关门，我们原来不卡，这两年拥入城市的农村学生太多了，班容量普遍增大，不得不卡。而且一些人围着热点学校租住，热点学校连本市常住人口子女都难挤进去，更何况务工人员子女？”这位校长认为，目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方面，不可能与城市人机会均等。

2001年，石家庄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率先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降低入市门槛，改革实施后第一年就有36万人落户石家庄，带来了3万多名适龄入学子女。

有关部门粗略统计，目前石家庄市区拥有外来务工经商人员50多万名。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有把子女接到身边上学的愿望。

从一费制到全免，也加速了农村孩子进城的步伐。“在哪儿都免费，城市里的教育资源和水平肯定比农村强得多，人们有什么理由不把孩子送到城里来读书呢？”石家庄市桥东区教育局教育科科长臧大健说。他估计，随着今年义务教育全免在城市的推行，还会有新一拨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拥入市内学校就学。

■被漏算的一代人

长期以来，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是单一的财政拨款制，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转型中，这种单一体制阻碍了多元化教育体制的发展，实施教育经费拨款制改革迫在眉睫。

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进城来势之快已经超过有关方面的预计。位于石家庄市主城区的桥东区所受的压力尤大。

几年前，随着市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桥东区还尝试过小班化教学试验。这项试验不久后旋即告停，倒不是因为试验本身出现了偏差，而是伴随着民工潮的出现，当时预计的小班不但没有出现，还出现了班班爆满的情况。

“我们当时另一个设想是，在桥东区保留有13到14所规模化小学，以发挥教育的规模效应。根据我们的测算，桥东区常住人口自然出生率为每年1500人，这些规模化学校完全可以满足辖区人口的就学需要，于是我们撤了阜康路小学、解放路小学等学生上下学都存在隐患的学校，撤到2004年不敢再撤了，来的孩子太多了。我还见过一个人带6个孩子来上学的。”臧大健说。

2004年，石家庄推行一费制之后，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一视同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大量拥入。目前，在石家庄市桥东区就学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约10000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的35.2%，该区几乎所有学校的班容都超过了河北省教育厅公布的小学按40人-45人编班的标准。桥东区原来每年的跨区转学在200人左右，去年达到了400人。

“这种情况让我们左右为难，一方面不能让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来了后没学上，另一方面，上级对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考核还有这样的标准：‘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班容量控制在省定最高限额以内。’”臧大健介绍说。

对于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就学增加的义务教育经费，桥东区政府从来都是二话不说就划拨了，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场所。省里要求新建一所小学占地要达到30亩，而二环以内一亩地挂牌价在300万左右，“区财政一年才2个亿，建一所小学光买地就要花1亿，可能吗？”2002年，石家庄市政府每个区给3000万元建一所学校，桥东区规划的那所学校到现在地还荒着，因为光地价就要5000多万元。

臧大健认为，石家庄在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学问题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但还是力不从心。教育部门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新建小区的配套学校、新接收的厂办学校、村办学校那里挖潜。

城市教育资源短腿现象，有研究者称之为“漏算了一代人”。对这一社会现象，不能不说没有相关预警。

早在2003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就针对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难的问题，提出了建立“教育支票制”的建议，并提交全国人大。

周洪宇说，长期以来，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是单一的财政拨款制，在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转型中，这种单一体制阻碍了多元化教育体制的发展，实施教育经费拨款制改革迫在眉睫。

周洪宇指出，由于义务教育财政拨款按政府逐级发放，进城务工的流动农民工子女享受的教育“福利”只在户口所在地。对流入地政府来说，这不是他们的“义务”。

为了让农民工子女享受到属于自己的福利，周洪宇建议将义务教育经费的一部分改为“教育支票制”。政府将教育拨款以“教育支票”的形式，实行教育机构按人头拨款制度，一次性直接拨给学生，以完成全过程的义务教育。学生出生后就拥有了“义务教育支票”，其具体数额由政府根据当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教育支票”可以送交任何一个教育机构，不受地点、学校所有制形式和学校类型的限制。“教育支票”在国家统一监督下，由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发放，政府根据学校所得支票数量拨付当年的教育预算经费。

“或许，教育券能部分缓解流入地政府的压力。”臧大健说，“在西部一些地区，义务教育经费较为充足，因为孩子大量流出，可能100个孩子的经费只有20个孩子在享用。”

■正东路小学的平等尝试

正东路小学的试验绝不是一个孤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过去我们在成本核算中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长，如今再也不能漏算他们融入城市的成本。

即使是真正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一视同仁地接受，接受之后还有更重要的路要走。

在众多学校扎紧篱笆时，石家庄市正东路小学却一如既往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敞开大门。

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确定的流动儿童权利保护项目试点，这所学校99%以上的学生都是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该校曾经做过一次流过性统计，一年级入学的全部学生，到六年级时，只有7名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

“我们现在也不卡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只要家长能说明特殊原因且证照齐全的，我们条件允许的话，一般会在两周内为他们办理好入学手续。”正东路小学校长赵兰英说。

在赵兰英看来，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入学只是走完了融入城市的一小步。正东路小学的学生们来自全国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各地教材版本不一，孩子们入校后面临教育内容衔接的问题。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他们还面临着一个重新适应和调适问题。如果衔接顺利，有助于孩子们今后的学习和生活。

为此，正东路小学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探索。不会说普通话的，采取在学生中结对子的办法来帮扶；老师对学习基础差的孩子因材施教，将多版本教材逐步过渡到河北省编教材；结合务工经商人员的特点，组织孩子参与“消费维权”、“体验父母辛劳”等体验教育活动。目的是让每一个外来儿童尽快在新集体中找到快乐。

“尽管我们付出比别人多一些，你看，别的学校都按时开关校门，我们的校门基本上随时对孩子敞开，辅之图书阅览室等开放措施，因为考虑到他们父母的工作特点。我认为让孩子尽快在新环境里找到幸福感，比单纯接收他们更重要。”赵兰英说。

然而，正东路小学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样本，对其他学校来说，不可能每年有50个流动的孩子，在记者采访的学校中，很少有专门针对流动儿童做出教育方案，孩子们的身心调适需要家长的倍加关注。

正东路小学的试验绝不是一个孤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过去我们在成本核算中漏算了一代人的成长，如今再也不能漏算他们融入城市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