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斌认为建立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补偿机制，首先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是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

受害人或其亲属无法得到经济补偿的刑事案件大多集中在两类案件，一是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另一类是涉及财产犯罪案件，比如盗窃、抢劫案件等。在此两类案件中，等到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生效时，被告人或者已经将犯罪所得财产挥霍一空、又无其他个人财产，或者因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其亲属又无义务履行判决，结果导致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民事赔偿部分成为“空判”；在更多的情况下，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收入是其家庭主要生活来源，因被害人死亡或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保障其家庭基本生活。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明确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同时张宏斌认为，“国家在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和辩护权的同时，也应该通过立法形式保护被害人的生存权。”在被害人因刑事案件使家庭陷入经济困境时，国家应该承担救助义务，以充分实现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平等的价值目标。

张宏斌律师说，从2004年2月开始，山东省淄博市首次尝试建立刑事案件受害人救助机制，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仅靠个案救济、社会捐助或者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所取得的效果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因救助资金来源缺乏制度保障，加之部分地区对救助资金管理不规范，可能引发更深的社会矛盾。

3 建立被害人救助长效机制呼之欲出

“我们正在关注这个话题，也在积极研究探索这方面的路子。”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韩元恒告诉记者。

韩元恒介绍说，每年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家庭往往从经济、精神上受到双重打击：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则是擎天柱折，顶梁柱塌了，这个家庭的希望也就断了，生活的困顿可想而知，靠大家的一些帮助，当地政府给一点救济，过着拮据的生活，孩子早早地辍学，走向社会去打工，他们的成长也不得不令人担忧。那么在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一方，其家庭状况往往也不尽如人意，事实上，刑事案中大量的行凶者，比如抢劫、绑架杀人，见利忘义过激杀人等等，以及很多发生在农村的报复杀人，这些人群的生活状况一般非常拮据，如果被告被判死刑，在附带民事的赔偿中落实起来往往非常困难。

“你想他们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花，哪还拿得出来钱赔偿，你还得让他们的家属子女生存吧，就几间破房子，不能把他们赶出来睡马路吧！”一说起这个话题，韩元恒不无动情地打开了话匣子，“我们的法官在刑事附带民事的调解中，费尽了脑筋进行调解，但他就是穷，你有什么办法。”

在韩元恒看来，如果能建立一个类似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就会形成一种救助的长效机制。基金由国家有关部门拨付一些，社会慈善机构或者企业个人捐助一些，专款专用，由一个部门来管理、监督、发放，形成一套标准细则，再加上被告人的赔偿款，那么被害人的生存状况就会得到改良。“反之，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报道的救助案例，但往往是杯水车薪，个案的救助也只能是一个象征而已。”

据介绍，在今年的省两会上，与会的省高院领导曾就相关话题做出了呼吁，他们情切恳挚的发言，受到了很多代表、委员的关注和赞同。

4 两岁受害人小宝森的不幸与幸运

3月22日，父亲侯连君试探地逗了逗儿子，此时，躺在病床上的小宝森在遭遇劫难之后第一次发出了咯咯的笑声。虽然笑声很短，但是这声笑却昭示着他的新生。从本报报道小宝森的境遇以来，社会各界的爱心捐助涌向了这个无辜的孩童，比起无数个刑事案件受害人可能面临的困境来说，不幸的小宝森同时又是幸运的。

3月13日，本报报道《张北凶杀案一老一少急等救援》见报后，短短几天，来自我省石家庄、衡水、保定、邢台、承德、张家口等众多的爱心人士将一笔笔捐款汇到小宝森这里。

“我也不知道都是谁汇来的，但读者的爱心我都收到了。”面对许多不留姓名的好心人，朴实的坝上农民侯连君却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一个劲儿地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将近两万元的捐款，侯连君说，现在孩子每天的费用相对少了，一天500多元，这两万元能够孩子用上一段时间了。

3月22日，记者得知，小宝森的病情仍然趋于好转，孩子躺在那儿可以掉头，一个小手可以抓握东西，眼睛能看到近距离的东西。好的兆头让父亲侯连君有了信心，同时也让太多关心小宝森病情的爱心人士欣慰。

小宝森是不幸的，失去了妈妈，刚到人世遭此劫难，但是，他又是幸运的，得到了太多人的关心、牵挂、祝福、帮助。

这几天，小宝森的姥姥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虽然没有了生命危险，但是病痛依然折磨着她，没有钱治病，让她的治疗总是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

同样也因为没有钱，张北凶杀案中四名死者火化后至今没有下葬。

据了解，每年还有许多的刑事案件的受害人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救助，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