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宝森的病情有所好转，但是视力仍然没有恢复。

本报记者李彦宏摄。

本报记者张伟亚  李彦宏

半个月前的一场血案，使张北县两岁多的男孩侯宝森成了年龄最小的受害者，远在北京打工的侯连君看到爱子因遭凶徒施暴而连日昏迷不醒，他绝望到了极点，身上可怜的一点钱给妻子下葬都不够，又如何面对生死未卜的心爱的儿子，再加上他将近八十高龄的岳母也躺在医院里。同一血案中，侯连君的小舅子更为不幸，同样在外地打工，回来后妻子和6岁的儿子都没了，王庆亮呆呆无语，家，他的家呢？

这样一个足以让人震怒惊悚的血案，几个家庭被拆解得支离破碎，他们的创痛也许没有人能抚平，可谁该为他们今后的生计去着想？看看这个可怜的小宝森，人们都说他懂事又乖巧，一个两岁的娃，谁都不知道他将来的世界会怎样？这样的诘问，引得记者走进这个沉痛的话题。

1 赔偿之痛：一个基层法官的辛勤调解

在省法院的采访中，记者听到了一个屡被提及的法官的名字：徐兵，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法官。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数字让人惊愕而赞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调解中，他的结案率100%。

这确乎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它背后承载着这位年轻法官的怎样的辛酸苦辣？“有时一个案子要下去七八趟，最远的要跑几百里路，电话调解更是不计其数，还要找当事人或者其所在的单位、村里的负责人来帮助调解。”徐兵回忆近来调解过的案件时说。据他介绍，一年平均要调解20起刑事附带民事的案件，这其中又有4成是被害人家庭非常贫困的。为了“赔偿的问题”他往往是找了被害人亲属听取意见，马不停蹄地找被告人亲属讲道理，或者动用他们的亲戚，村里、单位的负责人，总之一个目的就是调解成功。徐法官说，双方为自己的辛苦和诚心所打动，是他调解成功的秘诀，事后，有的当事人的亲属把他当成了可信赖的朋友，还免不了让他给帮助找工作什么的，“这是他们信赖我”，徐兵自豪地说。

他的确付出很多艰辛。在三河市的一起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案中，被害人是唐山人，一家在燕郊靠跑出租为生，被害人的妻子没工作，女儿上高中，由于这个家顶梁柱被害，使得这个家庭顿时瘫痪了。另外，在唐山还有被害人多病的父亲，而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他的母亲是卖菜的，条件很差。徐兵去燕郊，下唐山，多日的奔波才终于做通了双方的工作。还有一次，处理大城的一个案子，被害人的母亲是没出过门的老太太，他叮嘱村干部将老太太送到火车站，然后拿着达成调解后的赔偿款陪老太太去银行存下，买了车票将其送上车才算放心。

还有一次，被害人的亲属晚上从昆明赶来，可徐兵的母亲电话告诉他，他的孩子在发高烧，为了使该亲属少花一天住宿费，他连夜开展了工作，还有的时候，为了增进感情，不抽烟的徐兵，还要和老汉们抽上一袋旱烟……

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我们感动于徐兵在他的岗位上奉献才智挥洒汗水。但更背后的东西隐隐地透着一种无奈和悲哀。调解似乎很有效，赔偿款解决了，但问题是能解决多少？用徐法官的话说，“尽力让被害人家属满意”，也就是说在他苦口婆心的规劝下，刑事被害人家属感其诚而接受了调解，并且现实往往也只能如此：在许许多多情况下，被告人一方也着实“拿不出更多”，被告人被判了刑，他的家人还要生存下去：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没理由不感动于在二难命题下法官的调解智慧。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命题错位，有限的赔偿款和被害人真正地走出生存困境之间还有多少距离？徐兵坦言，很多被害人的亲属虽然拿到了来之不易的赔偿款，但他们的生存状况仍让人担心，调解成功之后，也再难有精力对被害人的亲属生存状况进行追踪。

2 律师：破解刑事被害人救助难题待机制

省政协委员、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宏斌律师在接触了大量的刑事案件后发现，由于一些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判决无法得到执行，受害人或其亲属因此无法得到经济补偿，导致生活陷入困境，进而引发了很多上访事件的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已经有一些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受害人救助补偿机制，但仅靠个案救济或地方救助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而以国家财政救助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机制又陷入“制度缺失”的尴尬境地。因此，通过立法形式从国家层面确立刑事案件受害人补偿机制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