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的法人代表原先是王三妮，现在换成了他的儿子王英杰。王三妮说，刚开始办时厂子安在村中的家里，属家庭式作坊，后来规模扩大，迁到如今的位置，是听从了曾当过灵寿县县委书记和省文化厅厅长的李九元的建议。

厂院宽敞，正面一排贴白色瓷砖的北屋，两侧是配房和厂棚。60岁的王三妮面色红润，头发花白，热情地和记者握手。记者请教他名字何以如此女性化，他解释说，他有过两个哥哥，可不幸都先后夭折了，"爹娘怕我不能长大成人，就起了个女名当女孩子养。农村有这么种习俗。"

家在村里，却并非未见过世面，且近一段日子已数次接受记者的采访，自称内向的老王显然已经能够比较从容地应对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而他的儿子王英杰面对采访则显得有点局促和羞涩，连连把"彩球"抛给媳妇白璐燕。

尽管"儿子现在是工厂的法人代表，在手艺上并不比我差，我对他的设计能力挺满意"，记者还是能看得出老王是厂子和王家实际的主事人和当家人。

"告别田赋鼎"摆放在厂院里最显眼的地方，老王用一连串数字，简介其形制大小：

鼎采用的是三足双耳圆鼎，高99厘米，99是最大数；直径82厘米，总重量252公斤。鼎身铭文560字，魏碑体。"没用篆书，铭文也没用文言，为的是让农民好认"。

"纹饰主要是祥云、瑞兽、祥龙、麒麟等几种，都是用来表现盛世之象的。总体风格虽然是古雅的，但细节上我没有模仿以往出土的某一种鼎。"老王说，铸鼎共耗费了350公斤紫铜，50公斤锡，整个鼎铸下来投资了7.8万元，花了大半年时间。

鼎之做工足够精致。可以想象，在相对简陋的工作条件下，铸成如此精致的青铜器，铸造者要挥洒多少汗水，绞尽多少脑汁。

■一个爱琢磨事儿的手艺人

是什么力量使老王铸这样一尊“不是为了卖”的鼎？还有，老王是如何走上制作青铜工艺品这条路的？

在一间桌子上有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的北屋里，老王坐在床上开始讲述他的故事：

高小毕业后，我一直在生产队劳动。等到包产到户，我家分了14亩地，要把这么多地收拾利落，不太容易，我也不想光靠种地生活。我爱看书，四大名著、《林海雪原》什么的，我全看过。从小我就对艺术品感兴趣，经常拿泥捏个什么东西。

1989年，我在集市上看到有卖铜勺的，就去人家那学活儿。俗话说“四十不学艺”，我40多了才学铸铜手艺。

我爱这个。制作铜勺，用城里人的话叫什么产品附加值太少，我就想制作复杂点的工艺品。但是我没技术，整个灵寿都没做这个的，我就靠自个儿慢慢摸索着来。制作铜勺的方法算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一点点改进。

白天事多，思考个事常被打断，晚上别人都睡了，我爱琢磨事儿，尤其半夜醒来，四周都特别安静，这时候琢磨事儿脑子特别清醒，常常起来看看书，接着研究白天遇到的工艺上的难题。

老伴也是唠叨，嫌我不好好琢磨地里的活儿，成天鼓捣青铜器什么的。万事开头难啊。我主要制作青铜文物仿制品，仿制中山国出土的鼎、瑞兽一类。为打开市场，我拿上作品，主动找到省里的文化厅啊旅游局啊，开始谁都不认识，硬是找，一回不行两回，请他们看看我制作的东西，他们一看，觉得不错，开始买我的青铜工艺品。

省城的文化人也会给我提意见，他们会指点我这儿制作得不好，那儿需要改进，这我爱听，有利于我的技术进步。就怕他们一个劲儿全说好，我知道，人家那样说实际是说我的东西不好。

一来二去，信任就建立了起来。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按订单生产，河北省好多文化部门都拿我的作品当礼品呢。

■铸鼎得到领导肯定和支持

铸造“告别田赋鼎”被王三妮和家里人看作是他们事业和生活上的一件大事。

老王告诉记者，灵寿是贫困县，200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免征农业税了。“我想，我是制作青铜工艺品的，知道鼎有记载国家大事的功用，我可以制作一个鼎来纪念这个对我们农民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

“儿子儿媳本来是要用赚来的钱买个汽车。我们这儿离石家庄远，送货往返一趟得花200来块，很不方便，买个车也必要。可我想，趁国家刚刚颁布免征农业税的法令，制作个鼎意义更大，车可以以后买。儿子听话，儿媳孝顺，老伴也听我的，我在家说话一言九鼎。”

2005年秋天，忙完地里活儿，厂里的活儿也不多，他开始进行铸鼎前期准备工作。他首先专程赶到省城，向认识的一些老领导老专家请教。“我支持你，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不管哪天把鼎铸出来，落款那儿的时间也得注明免征农业税的确切时间。”

得到这样的回答后，老王又向县委县政府寻求指导。县长和有关部门给予了他支持和鼓励，并帮助他润色了“告别田赋”铭文。

老王铸鼎的决心更坚定了。随后，购置原料、制造模具、翻新火炉等具体工作全面展开。今年9月29日，铸鼎工作终于“功德圆满”。

■成为“关注热点”前后

“告别田赋鼎”铸成之后不久，正赶上灵寿县要在石家庄举办“魅力灵寿”展览。

“10月25日，县里来车把鼎拉到了石家庄。让我感到骄傲的是，在展览上，市长看到了我铸的鼎，很感兴趣。”老王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似乎仍抑制不住激动之情。

在展览会上，老王有机会和市长一起合影。更让他想不到的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正在拍关于历朝田赋制度纪录片的节目组注意上了他，“他们拍了5集，看到我铸的鼎后，也高兴地说，用这个鼎当田赋终结的象征真是再合适不过”。

11月初的一天，这个节目组找到老王。“上午10点就来了，拍到下午3点才走。”

这也是老王被新闻记者采访、关注的开始。12月5日，老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同时，也接受了新华社等媒体的采访，此时的老王已经不怵成为一个“关注热点”。

记者问老王：“现在你铸成了鼎，乡亲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老王还没回答，一位精神矍铄的70多岁的老汉走进来。这位老汉自我介绍说叫吴敬，出版过长篇小说，是位农民作家，“对这个问题我有发言权！我是行唐的，今年71岁了，听说这个事情后仰慕三妮为人，特意骑摩托车好几十里找到这里，不只为了看鼎，主要是为了看铸鼎的人。三妮是个有境界的人，不单单考虑金钱的问题，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价值。把我这样70多岁的老汉都吸引了来，你说他做得好不好？”

王三妮告诉记者，这两天，像吴敬老汉这样特地赶来探望的人很多，他们“就是想看看王三妮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们说“这个鼎铸出了全国9亿农民的心声”。

“如果有合适的机构收藏这个鼎，我当然愿意了。”老王对记者说，“这家机构最好是河北和北京这一带的，政治中心周边吧。如果没有，我就在家放着，当传家宝，让儿孙也知道我们农民是什么时候不交皇粮国税的，这种记载的方式，郑重。”

记者问：“现在有人对你铸鼎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是作秀，你是为青铜工艺品厂打广告，你怎么看这样的议论？”

“随便别人怎么说。”老王很直率：“我铸这个鼎就是为表达对国家惠农政策的感激。如果这么做对我的厂有帮助，那当然更好。”

■一个农村知识分子，一群城市文化人

记者发现，尽管只是高小毕业，但王三妮在村里更像个知识分子。

一个有心农村知识分子，因为所从事的行当的原因，得以有机会结识省内省外不少文化名人。

在青廉村王三妮的家中，记者看到，堂屋里挂着戏剧家吴祖光儿子吴欢的横幅，旁边一间屋里还挂着一幅小说家老舍儿子舒乙的字。老王告诉记者，吴祖光夫人、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去世时，他写了一副联：新派风流垂千古，凤鸣岐山传万年；横批：霞光普照。老王说，“这副联得到了吴祖光先生的赞赏。”

另外一间还挂着黄绮和熊基权的字幅。老王给记者介绍这些字的来历，神采奕奕。指着“中山青铜工艺品厂”招牌，老王说：“灵寿是古中山国故地，我们取了中山青铜工艺品厂这名字，这字还是老舍夫人、著名画家胡絜青的手笔呢。”

■“告别田赋鼎”铭文

告别田赋

田赋：旧指农民的田地税。

田赋始于春秋时代，封建社会形成田赋而生。帝王巩固政权，养兵役，扩充疆土，兴建土木，享乐人生等，所需的一切钱粮都来源于田赋。田赋增减关联王朝兴衰。减轻田赋农民安居乐业而国泰。田赋加重农民无法生存，被逼起义，使王朝被推翻。

春秋以来，我们的先民，灾荒年饥寒交迫，而官吏还要敲骨吸髓，多少人因赋重卖儿鬻女。诗人白居易写过“典桑卖地纳官税，明年衣食将何如”。顽强的先祖农民在苦难的旧社会里挣扎生存。

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农民闹革命，分得土地，建立新中国，走上了农业合作化道路，让农民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一九七九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亿万农民富裕起来。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祖国山河日新月异，农民生活年年提高。胡锦涛深化改革带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前途似锦。

乾坤转天地变，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经人大通过，向全国农民宣布从二○○六年一月一日起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两千六百多年的田赋，并且还让国家反哺农业。这是史无前例的开端，这是改革开放和“三个代表”的结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富强的验证！这是党中央和胡锦涛治国的伟大举措！这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慈爱之心。亿万农民要歌唱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好。亿万农民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是农民的儿子，祖上几代耕织辈辈纳税。今朝告别了田赋，我要代表农民铸鼎刻铭，告知后人，万代歌颂永世不忘。

河北省灵寿县农民王三妮

二○○六年一月一日

◎记者手记

一个农民的与时俱进

农民王三妮有铸鼎之举绝非偶然，心血来潮，他经过了“精心策划”。

在青廉村，他是个不合群的“另类”，用他的话讲就是“我不会抽烟、喝酒、打麻将打扑克”，“村里人会的我不会”。

他的生活和爱好迥异于别人。他在自家院子不栽杨树、槐树和榆树，他种竹、桃树或杏树。他的屋内满是文化名人的书画香，省外的舒乙、吴欢，省内的黄绮等人的作品，他的“农家小院”均有收藏。

这样一个人，在旁观者看来，其农民身份岂能不变得可疑？

他在经营一家工厂，他是这个厂的实际掌舵人。他有地，十几亩地，但他家一年收入当中，土地带来的收入所占比重很小，包括免除的农业税费和国家下发的农业直补款在内，不但不占大头，而且可说是很小一部分；没有这部分收入，他家的生活水平在村里仍属上中等。所以听他说，“建国初期，咱们国家很困难，农民交公粮，为国家服务，感到很光荣，就像孩子对爹妈一样，爹妈有困难，自然应该帮助”，“在取消农业税之前，我们家一年交500多块农业税，忽然一分钱不用交了，我们甭提多高兴啦”，我们岂能不表示心中的怀疑？

然而，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王三妮的农民身份并未改变；他关心国家，关心国家的三农问题，他是一个地道的手艺人，是一个比一般农民思想境界都超前的农民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属于农村的精明的商家。他的收藏，展示了一个农民的朴实本色、开阔视野以及他所追求之美；他的所作所为，确亦表达了中国农民一种与时俱进的共同心声。

正因为如此，我们感到了王三妮身上展现出的“复杂”与“丰富”，是如此真实可感，憨态可掬。

免征农业税政策实施前，每年500多块钱的税费对每年三四万收入的王家只是“九牛一毛”，构不成负担。但是对于更多尚不富裕的农民，他们可以从这项政策中获得立竿见影般的实惠。在此意义上，我们或许不该纠缠于“告别田赋鼎”的铸造者王三妮的初衷是否单纯，因为于幽深阔大的社会情境下考量，这尊鼎承载了太多历史与现实内涵。

记者问王三妮“免除农业税是国家惠农政策的简单一环，以后还会有更多惠农政策出台。如果农民在教育医疗保险养老等方面，可以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平等待遇，还会再铸鼎纪念吗”，王三妮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我能看到那一天，我一定会”。王三妮的儿媳白璐燕还偷偷告诉记者，“俺爸还在琢磨更大的动作呢，只是他连我们都不告诉。”

记者也向王三妮提过这样的问题，“告别田赋鼎让你成了名人，当初铸鼎的时候想到过这些吗？”王三妮说，“村里人想不了那么远。不过你们记者来我欢迎。没有你们宣传，知道我的人肯定会很少。”记者又问，“工艺品厂会不会也连带火起来？”不苟言笑的王三妮这时笑了，“把生意做好，也是我的心愿。”

临别，我们给王三妮一家在告别田赋鼎前拍了一张全家福。冬天暖暖的阳光下，一家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王三妮在上幼儿班的小孙子，趴在爷爷花费巨大心血铸就的铜鼎上，拍击鼎壁，倾听着清脆的鼎声。他不知道，这声音穿透了初税亩的时代、租庸调制的时代、两税法的时代、一条鞭法的时代、摊丁入亩的时代，正回响在一个告别田赋的新时代里。

数年前，我们报道过陕西一个叫杨伟名的农民，40年前上书表达民意，结果命运悲惨。同样是农民，同样是农民知识分子，今天的王三妮命运是如此不同，他的与时俱进，正在见证一个时代的前进步伐。